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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6月6日,高考前夕。45岁的阿锐清晨从合肥出发,中午时分匆匆赶到黄浦江边的一家餐厅。他来晚了,席间已坐了十六七个人,都穿着相同的定制T恤,一时有些分不清是谁。他有些迟疑地看了看大家。此时欢呼声响起,投影仪的屏幕亮了——合肥八中少年班毕业三十周年聚会。三十年时光如水一般悄然流淌,流过这群“天才儿童”的人生。仿佛昨日才从高考考场中走出,一脚已踏入了30年后。毕业30年,这是他们第一次重聚。有人双鬓已白,有人泪流满面。

  上世纪90年代,“少年班”概念曾风靡一时。除了高校里的少年班,不少省份的中学也开办了少年班。合肥八中少年班开办于1992年9月,学生是从200多名4至6年级的普通小学生中选拔出来的,学制4年。这一些孩子要在4年内完成初高中6年的课程,然后与高三学生一起参加高考。

  少年班选拔时,进行了语文、数学考试和智商测定,入选学生的年龄要求1981年之后出生,智商在110~130之间。从1992年到1996年,一共有35个孩子在少年班就读,经过四年的不断分流与转学,最终毕业人数为20人。

  1997年4月《少年博览》杂志社上,作家莫幼群曾撰写过一篇名为《走进“神童地带”》的稿件,记录了当年这20个孩子的高考成绩——20人中,除两人考取大专外,18人达到重点大学本科分数线人达到中国科大少年班分数线分,以当年全国第二名成绩考入科大少年班;13岁的小伟则成为清华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学生。

  1997年到1998年,在中国高校大扩招之前,从少年班转出的15个孩子陆续高考,除了2人已无法追踪外,其中13人都考上了本科,不乏中国科技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、中国民航飞行学院、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。

  收到这条信息时,南窗以为这是一场精准诈骗,顺手拉黑了发信人。到了晚上,单位领导竟然转发来一条寻人信息:你的中学同学在找你。

  南窗意识到,这是真的。她加入了群,发现已经有了十几个同学,大家正在四处寻人,要把这个班再凑起来。

  找到所有同学的念头始于一场小范围聚会。今年春天,少年班的两个女生偶然在美国重聚,之后又陆续联系到了两位身在海外的同学,其中几人都会在暑期回国。从少年班毕业三十年,这些具有同样特殊经历的同学是怎么样度过的?他们怎样看待过去与未来?”

  一个小群就此诞生,主理人是身在上海的亚亚。先是列出所有同学的名单,接着是分工寻人。1996年的通讯方式并不发达,彼此没有留下太多线索。AI搜索在这场寻人中发挥了作用,先是搜索姓名,有了线索之后,再从校友群、工作单位入手。有时找到几个同名者,照片会被放在群里比对。“这个不像”、“这个眉眼就是他,对了对了,找电话”,女生昕昕一个人就找到了6个同学。

  一个接一个,当年那群孩子把彼此从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拉了出来。每个人都是一道待解的谜题,每找到一个同学,谜底就会揭开一分。

  花了一个月时间,35个同学最终找到了33个,聚会的地点最终定在了上海。一来是为了回国的同学方便,二来,当年的少年班中有五分之一是知青后代,上海是同学留存最多的地方。

  1997年,那篇《走进“神童地带”》稿件发表后,田老师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封来信,希望报考少年班。只是,首届少年班即是绝响。

  田磊今年八十岁,依旧思维敏捷、记忆清晰。她毕业于合工大半导体专业,之后修了中文双学位,在八中教语文。“别人都说,少年班是理科,你一个教语文的怎么能当班主任?我怎么不能?”

  在田磊看来,少年班的学习氛围很自由。“我当时就不允许学生订优秀作文选、搞仿写。那些小孩能写,你们也能写”。少年班的孩子每天都要写日记,课堂上要速记,在极短的时间内记下所有内容;班级鼓励课外阅读和看电视,课堂上还要就电视内容做讨论。话题从海湾战争、当时申办奥运为何失利,股票、软件,应有尽有。班级鼓励发展才艺。打球、下棋、写作、绘画、吹拉弹唱,大多数同学都有读书之外的一技之长。

  韩英是当时的英语老师,她坚持在早读加上一段新概念背诵。高考前夕,少年班参加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,大多数人都一次通过。

  教过少年班的老师都对这群孩子付出了巨大心血。一个女生来自离异家庭,田磊对她格外关照,过生日还会给她买礼物,这个女生1996年考上了重点大学。初高中一共只有四年时间,化学课开得晚,老师刘黔仪常在课后给几个孩子无偿补课刷题,硬生生将好几个人的成绩都提升了几十分,直至送入了高校大门。

  班主任田磊的教育方法的理念直到今天来看依旧不过时。在她眼里,少年班的孩子并不死读书。与智商和成绩相比,他们爱动脑子、知识面宽,是有多种才能、完整的人。

  33个人,23个男生,10个女生。其中三成读到了博士学位,六成读到了硕士,25%的人拥有海外留学背景,15%的人此刻身在海外,从事高校教职、医学(医疗)、以及政府雇员工作,有人已财务自由选择退休。

  85%的人选择留在了国内发展,分布在上海、合肥、南京、广东等地,有一成人选择了自主创业,近八成人身在企业和事业单位管理岗,不少人还身兼管理岗与技术岗。高校、计算机与互联网、医疗,是人数分布最多的行业。有人做科研,有人从事金融业,有人当上了民航机长,有人身在媒体,13岁考上清华大学的小伟,一度也当过《体坛周报》的记者。

  1996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中,好几个人都谈到升入大学后遇到的问题。在少年班曾被呵护备至,升入大学后,“同学们都很骄傲,不把比自己小的人放在眼里。”“离家很远不会照顾自己,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光。”这样的一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工作后,19岁的阿惟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江淮学院当老师。他的第一届学生中,甚至有比他年龄还大的。

  尽管在老师们的记忆中,少年班的学习是轻松而自由的,但是压力其实伴随着每个人。起初两年里,每学期都有人被分流或主动选择退出。“末位淘汰制”高悬在每个成绩中游以下的孩子头上。“就像卖保险一样,这个月好不容易卖出两份保单,结果下个月一看,又在吊车尾了。”有人保留至今的日记记述了当初的分流:“今天,我们班有两位被分流的同学又回来了,对此我感到很高兴,否则我们班又失去了两位同学。虽然他们两个又回来了,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会再被分流下去。我希望这两位同学努力学习,跟上大家的步伐。”

  有人直到30年后仍耿耿于怀,“开智太晚,如果能正常年龄读书也许会发展更好”,有人则得到了治愈,“原来大家都有一样的压力,我还以为只有当年的自己有这种记忆”。只是所有人都承认少年班是一段绝难忘怀的时光,它让人变得更坚强。所有人都比同龄人更早参加高考、更早面对竞争、更早面对人生。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孩子,重聚让他们找到了同温层。

  很多人的孩子尚小。在谈到教育方法的理念时,几个高频词常在他们口中出现:健康、有责任感、内驱力、不卷。

  6月6日,高考前夕。45岁的阿锐清晨从合肥出发,中午时分匆匆赶到黄浦江边的一家餐厅。他来晚了,席间已坐了十六七个人,都穿着相同的定制T恤,一时有些分不清是谁。他有些迟疑地看了看大家。此时欢呼声响起,投影仪的屏幕亮了——合肥八中少年班毕业三十周年聚会。三十年时光如水一般悄然流淌,流过这群“天才儿童”的人生。仿佛昨日才从高考考场中走出,一脚已踏入了30年后。毕业30年,这是他们第一次重聚。有人双鬓已白,有人泪流满面。

  上世纪90年代,“少年班”概念曾风靡一时。除了高校里的少年班,不少省份的中学也开办了少年班。合肥八中少年班开办于1992年9月,学生是从200多名4至6年级的普通小学生中选拔出来的,学制4年。这一些孩子要在4年内完成初高中6年的课程,然后与高三学生一起参加高考。

  少年班选拔时,进行了语文、数学考试和智商测定,入选学生的年龄要求1981年之后出生,智商在110~130之间。从1992年到1996年,一共有35个孩子在少年班就读,经过四年的不断分流与转学,最终毕业人数为20人。

  1997年4月《少年博览》杂志社上,作家莫幼群曾撰写过一篇名为《走进“神童地带”》的稿件,记录了当年这20个孩子的高考成绩——20人中,除两人考取大专外,18人达到重点大学本科分数线人达到中国科大少年班分数线分,以当年全国第二名成绩考入科大少年班;13岁的小伟则成为清华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学生。

  1997年到1998年,在中国高校大扩招之前,从少年班转出的15个孩子陆续高考,除了2人已无法追踪外,其中13人都考上了本科,不乏中国科技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、中国民航飞行学院、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。

  收到这条信息时,南窗以为这是一场精准诈骗,顺手拉黑了发信人。到了晚上,单位领导竟然转发来一条寻人信息:你的中学同学在找你。

  南窗意识到,这是真的。她加入了群,发现已经有了十几个同学,大家正在四处寻人,要把这个班再凑起来。

  找到所有同学的念头始于一场小范围聚会。今年春天,少年班的两个女生偶然在美国重聚,之后又陆续联系到了两位身在海外的同学,其中几人都会在暑期回国。从少年班毕业三十年,这些具有同样特殊经历的同学是怎么样度过的?他们怎样看待过去与未来?”

  一个小群就此诞生,主理人是身在上海的亚亚。先是列出所有同学的名单,接着是分工寻人。1996年的通讯方式并不发达,彼此没有留下太多线索。AI搜索在这场寻人中发挥了作用,先是搜索姓名,有了线索之后,再从校友群、工作单位入手。有时找到几个同名者,照片会被放在群里比对。“这个不像”、“这个眉眼就是他,对了对了,找电话”,女生昕昕一个人就找到了6个同学。

  一个接一个,当年那群孩子把彼此从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拉了出来。每个人都是一道待解的谜题,每找到一个同学,谜底就会揭开一分。

  花了一个月时间,35个同学最终找到了33个,聚会的地点最终定在了上海。一来是为了回国的同学方便,二来,当年的少年班中有五分之一是知青后代,上海是同学留存最多的地方。

  1997年,那篇《走进“神童地带”》稿件发表后,田老师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封来信,希望报考少年班。只是,首届少年班即是绝响。

  田磊今年八十岁,依旧思维敏捷、记忆清晰。她毕业于合工大半导体专业,之后修了中文双学位,在八中教语文。“别人都说,少年班是理科,你一个教语文的怎么能当班主任?我怎么不能?”

  在田磊看来,少年班的学习氛围很自由。“我当时就不允许学生订优秀作文选、搞仿写。那些小孩能写,你们也能写”。少年班的孩子每天都要写日记,课堂上要速记,在极短的时间内记下所有内容;班级鼓励课外阅读和看电视,课堂上还要就电视内容做讨论。话题从海湾战争、当时申办奥运为何失利,股票、软件,应有尽有。班级鼓励发展才艺。打球、下棋、写作、绘画、吹拉弹唱,大多数同学都有读书之外的一技之长。

  韩英是当时的英语老师,她坚持在早读加上一段新概念背诵。高考前夕,少年班参加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,大多数人都一次通过。

  教过少年班的老师都对这群孩子付出了巨大心血。一个女生来自离异家庭,田磊对她格外关照,过生日还会给她买礼物,这个女生1996年考上了重点大学。初高中一共只有四年时间,化学课开得晚,老师刘黔仪常在课后给几个孩子无偿补课刷题,硬生生将好几个人的成绩都提升了几十分,直至送入了高校大门。

  班主任田磊的教育方法的理念直到今天来看依旧不过时。在她眼里,少年班的孩子并不死读书。与智商和成绩相比,他们爱动脑子、知识面宽,是有多种才能、完整的人。

  33个人,23个男生,10个女生。其中三成读到了博士学位,六成读到了硕士,25%的人拥有海外留学背景,15%的人此刻身在海外,从事高校教职、医学(医疗)、以及政府雇员工作,有人已财务自由选择退休。

  85%的人选择留在了国内发展,分布在上海、合肥、南京、广东等地,有一成人选择了自主创业,近八成人身在企业和事业单位管理岗,不少人还身兼管理岗与技术岗。高校、计算机与互联网、医疗,是人数分布最多的行业。有人做科研,有人从事金融业,有人当上了民航机长,有人身在媒体,13岁考上清华大学的小伟,一度也当过《体坛周报》的记者。

  1996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中,好几个人都谈到升入大学后遇到的问题。在少年班曾被呵护备至,升入大学后,“同学们都很骄傲,不把比自己小的人放在眼里。”“离家很远不会照顾自己,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光。”这样的一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工作后,19岁的阿惟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江淮学院当老师。他的第一届学生中,甚至有比他年龄还大的。

  尽管在老师们的记忆中,少年班的学习是轻松而自由的,但是压力其实伴随着每个人。起初两年里,每学期都有人被分流或主动选择退出。“末位淘汰制”高悬在每个成绩中游以下的孩子头上。“就像卖保险一样,这个月好不容易卖出两份保单,结果下个月一看,又在吊车尾了。”有人保留至今的日记记述了当初的分流:“今天,我们班有两位被分流的同学又回来了,对此我感到很高兴,否则我们班又失去了两位同学。虽然他们两个又回来了,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会再被分流下去。我希望这两位同学努力学习,跟上大家的步伐。”

  有人直到30年后仍耿耿于怀,“开智太晚,如果能正常年龄读书也许会发展更好”,有人则得到了治愈,“原来大家都有一样的压力,我还以为只有当年的自己有这种记忆”。只是所有人都承认少年班是一段绝难忘怀的时光,它让人变得更坚强。所有人都比同龄人更早参加高考、更早面对竞争、更早面对人生。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孩子,重聚让他们找到了同温层。

  很多人的孩子尚小。在谈到教育方法的理念时,几个高频词常在他们口中出现:健康、有责任感、内驱力、不卷。

  6月6日,高考前夕。45岁的阿锐清晨从合肥出发,中午时分匆匆赶到黄浦江边的一家餐厅。他来晚了,席间已坐了十六七个人,都穿着相同的定制T恤,一时有些分不清是谁。他有些迟疑地看了看大家。此时欢呼声响起,投影仪的屏幕亮了——合肥八中少年班毕业三十周年聚会。三十年时光如水一般悄然流淌,流过这群“天才儿童”的人生。仿佛昨日才从高考考场中走出,一脚已踏入了30年后。毕业30年,这是他们第一次重聚。有人双鬓已白,有人泪流满面。